原标题：6年时刻，跑遍校园各有关部门，找遍各主管副校长，他是怎样筹建这个研讨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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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者并非仅仅静心于故纸堆就能敷衍过来的，他们“一个人要像一支部队”相同，既能研讨学术，又能保护人脉，还要懂得“跑联络”、“拉资助”、编预算。
筹建起北京大学德国研讨中心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就变成了这样的“万金油”。本文便是他关于筹建中心的回想，或许也能引起您的共识！
图文无关
作者 | 陈洪捷（北京大学德国研讨中心原主任）
来历 | “博士生培育”微信大众号
01
中心创立史上的
第一个里程碑
大约在1999年夏天，德国学术沟通中心（DAAD）秘书长博德博士一行来北大拜访。北大担任招待的是闵维方副校长。闵副校长是我高教所的领导和搭档，知道我了解德国高等教育，专门让我参加会晤。谈判在临湖轩中厅举行，博德秘书长在攀谈时说到一件作业，引起了我的留意，他说DAAD有一个资助项目，专门资助世界上的德国研讨组织，并且欢迎北大参加，用他的话来说：“我是带着礼物来北大的。”
这次在临湖轩谈判是一次一般性拜访，两边后来都没有一点进一步的联络。而我一向记取博德秘书长说到的资助计划，觉得是个很好的时机，能够跟进。其时北大刚刚有了一个非正式的德国研讨小组，有八九位教师参加，包含我自己，德语系的谷裕教师牵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部队根底，应该去争夺DAAD的支撑。
谈判一个多月之后，我请示了闵维方副校长，并以他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德文信函，直接发给博德秘书长。信中说，北大很乐意与DAAD协作，推进北大的德国研讨。不久收到博德秘书长的回信，说DAAD很乐意与北大协作。
这是德国研讨中心创立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德国学术沟通中心（DAAD）（如无特别阐明，本文图片均转自“博士生培育”微信大众号）
02
中心创立史上的
第二个里程碑
博德秘书长表态之后，我就开端干活了。
我首要与DAAD驻京作业室联络。DAAD于1993年在北京设立了就事处，主任是施密特老先生。当年施密特一来北京，我就与他们配偶二人及秘书康斯坦茨相识，算是他们家里的常客，一同集会，一同郊游。不管公务仍是私事，只需施密特先生有需求，我都协助处理。有一段时刻，我就在DAAD就事处上班，协助做咨询和案牍作业。这次与DAAD协作，施密特先生当然毫无保留，全力支撑。在他的指导下，咱们很快就完成了协作意向书。
但在签字那天还有一个小插曲。记住签字那天上午，接近签字前一个多小时，忽然校园接到上级指示，说为了慎重起见，最好先不签。我一听就傻了，心说非常困难走到这一步了，怎样能说不签就不签呢。何况DAAD担任人已经在来北大的路上了，已箭在弦上了。
幸亏许智宏校长也到了，我赶忙给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许校长听后决断地说，“签吧，我回头去解说”。就这样，北大与DAAD签定了关于一同支撑北大德国研讨中心的协作意向书。
意向书的签署是德国研讨中心树立的第二个里程碑。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院士材料图（来历：我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窘境生物学研讨中心官网）
03
中心创立史上的
第三个里程碑
协作意向书签定后，咱们就进入详细施行阶段。
德国研讨中心项目由设在波恩的DAAD总部担任，详细说是由总部的东亚及我国处担任。担任人是毕也克博士，他是汉学家，曾在莱比锡大学任教。我此前就经过莱比锡大学的一名汉学家朋友与他相识，也算是老熟人了。有他在总部坐镇，我心里也感觉很结壮。
依据DAAD的要求，请求德国研讨项目，除了其他材料，有必要提交一份研讨计划。研讨计划当然要以德国为研讨方针，并且要有一个跨学科的、大型的研讨主题。我依据咱们团队教师们的专业布景，起草了第一稿研讨计划，主题是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明特征及其前史开展布景，大概是德国学术史和常识社会学的混合路途。为此我查了许多的材料，反重复复，几易其稿。
定稿后暗里寻求了几位中德朋友们的定见，他们都以为阳春白雪，估量咱们做不了。我然后确认了新的主题，从全球化和前史回忆的视点来研讨现代德国。
写项目计划是很辛苦的一件作业，既要考虑到DAAD的意向，还得考虑咱们团队成员的常识结构，既要有学术的高度，还得考虑实践的可操作性。并且，项目计划书有必要有德文和中文两个文本，德文版给DAAD看，汉语版用于内部沟通。需求弥补的是，DAAD其时在全球共资助了11所这类德国研讨中心，方针是在全球建造若干德国研讨方面的杰出中心，所以对研讨计划要求很高。
除了请求报告和研讨计划，其时咱们还面临一些扎手的实践问题。
依照DAAD的要求，咱们的请求有必要有德国的协作者。其时波鸿大学最为活跃，并且着手很快，与咱们在北京和波鸿都进行了屡次的商量，并且把项目计划书都替咱们写好了。与此一起，柏林自在大学也很活跃，北大与自在大学有多年的协作前史，按理说，这次与柏林自在大学协作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可是自在大学有两个不同的牵头人，他们定见又不一致，思路也不相同。
柏林自在大学
柏林洪堡大学当然也很感兴趣，牵头人是我的专业同行和老朋友韩友耿（Jürgen Henze）教授。面临德方各种不同的协作伙伴，我不得不小心应对，重复沟通，多边洽谈，终究选定自在大学和洪堡大学作为咱们的协作伙伴。
不只德方情况杂乱，中方情况也不简单。教育主管部门和北大校内都有不同的声响，搅扰咱们与DAAD协作的进程。好在经过重复尽力和沟通，总算排除了种种阻力，计划在不断地推进。
我在不断尽力推进，但有一段时刻DAAD总部好像有些犹疑，反响不活跃。我一探问才知道，DAAD在咱们之前资助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德国研讨中心。但该中心履行情况不抱负，所以DAAD怕重蹈覆辙，对北大持张望情绪，特别是对北大校方支撑的力度有些不放心。看来我有必要在校园内部做更多的作业，消除DAAD对咱们顾忌。
2002年春夏之际，我正好有时机伴随吴志攀副校长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我在行程中夹带了私货，在参加活动之后带领吴校长一行去了波恩DAAD总部。
吴校长与DAAD领导班子进行了谈判，着重北大具有非常好的德国研讨的根底，声明北大校方乐意与DAAD一同促进北京大学的德国研讨的希望。吴校长说，北大将为德国研讨中心在未名湖畔供给作业场所。所说的作业场所，即曾经是生物系一处实验室楼，其时校园决议装饰后将德国研讨中心安顿其间。我事前拍照了小楼的相片，并扩展装裱。小楼虽旧，但在未名湖畔的绿茵映衬之中，显得浪漫而高雅。DAAD担任人听了吴校长的介绍，看了相片，决心大增。
吴校长这次对DAAD总部的拜访，关于DAAD终究决议计划起了及其重要的效果。吴校长的波恩之行能够说是德国研讨中心创立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
洪堡大学
04
中心创立史上的
第四个里程碑
从德国回来，咱们又对研讨计划进行了多轮修订，然后正式提交了请求。依据咱们的请求，应该是DAAD和北大一同树立德国研讨中心。
但DAAD反应说，他们只支撑现成的德国研讨组织，而不是新建研讨中心。所以我开端尽力在校内先树立德国研讨中心。
因为有请求DAAD资助的关键，也有吴校长和世界协作部的支撑，北京大学德国研讨中心很快正式树立，我被任命为德国研讨中心主任。
这是德国研讨中心树立的第四块里程碑，也是中心的纪元之始。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洪捷教授材料图（来历：第十六届全国教育论学术年会）
05
来之不易的中心公章
德国研讨中心尽管正式成立了，但咱们是所谓的无房、无钱、无人的“三无”虚体组织，即校园不给作业室，不给经费，无专职人员。
而依据DAAD的要求，项目协作的经费应由两边一同承当，北大也承诺为德国研讨中心供给作业室和根本经费。但原则上的承诺与详细履行之间有着绵长的路途。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跑腿、磨嘴皮的进程。开端的效果便是在英杰沟通中心取得了一间大约30平米的房间，这是德国研讨中心的第一个作业地址。后来几经斗争，咱们在几年后才入驻未名湖畔小楼，但这是后话了。
尽管有了一间作业室，但咱们没有一分钱置办作业室用品。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是朋友捐献的，电话机是我家里筛选下来的。至于日常工效果品只能我自己掏腰包了。
别的还有一件作业耗费了我许多的精力。中心出于沟通的需求，比方约请德方学者、举行作业会议、约请德方实习生、派出学生等等，有必要有一枚公章。为了这枚公章，我先在校内走完了手续，然后去教育部盖章，最后去公安部门。前两个程序尽管不容易，但还算好办。
但第三道手续，却遇到了波折。
公安部门说，要取得德国研讨中心的公章，有必要有国家的组织设置证明，不然不能刻章。咱们作为一个校内虚体组织，是不可能取得这种证明的，我只好动用我一切的个人联络资源，我先后找了公安体系、工商体系的三位朋友，但终究都以失败而告终，一度我都抛弃了尽力。后来我总算找到一个朋友，他竟然给办成了。
有了这枚来之不易的公章，咱们就不必大事小事去盖挂靠单位的公章，对外协作就便利多了。一起这枚公章也赋予咱们中心一种严厉和亮光的对外形象。
北京大学德国研讨中心标识
06
顺畅经过的先期评价
这时，咱们与柏林自在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协作也愈加亲近，两校指派了专门的项目担任人，他们不只参加谈论咱们的协作计划，并且也担任执行两所大学相应的配套措施。
在咱们三方一同推进下，DAAD总算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即发动对咱们请求的评价作业。
先期评价是DAAD供给资助的必备环节，评价内容包含研讨计划、学术沟通计划、团队情况、德方协作伙伴的支撑力度以及北京大学的配套措施等等。
依据DAAD的要求，我提名了洪堡大学的韩友耿教授和DAAD言语教师顾安达博士（Andreas Guder）担任评价专家。韩友耿是我的同行和洽朋友，并且是德国仅有专门研讨我国高等教育的专家，顾安达也是我好朋友，其时在北京理工大学任DAAD德语教师。
DAAD认可了我的提名，托付他们二位及一位加拿大学者对咱们的请求报告、中心情况及相关的组织做全面评价。
其实从一开端，我就不断与二位德国朋友保持着亲近的联络，在许多问题上都寻求过他们二位的定见，所以他们对咱们的项目一目了然，也根本是“咱们的人”。所以评价毫无悬念，顺畅经过。
07
预备中心以来
最困难的一段韶光
评价经过之后，咱们开端预备正式签定协作协议。DAAD就事程序杂乱，要求许多，我有必要逐个应对。
关于一般性要求，还好抵挡，但咱们必定要在签署协议的一起做出未来5年的财务预算。对我一个文科生来说，这自身就有难度；更要命的是，我没有钱，怎样做预算？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眼下抱怨是没用的，咬牙干活吧。
从校园的视点看，咱们是“三无”虚体组织，校园最多能够从世界沟通的视点为来访的德国学者和德方项目担任人供给住宿，其他经费则一概没有。我在整个预备期间，每次去德国开会，都是找朋友资助机票。江阴一位叫曹克波的企业家与德国联络亲近，热心中德的商业和文明协作，大方地给予咱们德国研讨中心的多种支撑，几回赴德机票都由他资助。
面临编制5年预算的艰巨使命，我挑灯夜战，拼拼凑凑，真假结合，终究完成了预算计划。预算中包含北大和DAAD的开销，并且要详细到每一项意图详细开销，比方会议、学者沟通、学生沟通、日常开销、出书印刷、网页保护、成员补贴、房租等等。看着打印出来的厚厚一本预算计划，我自己都很敬服自己。要知道，我其时连Excel都不会用啊，一切都是抱着小计算器加减乘除算出来的。
到2005年年头，协议文本和预算计划已预备就绪，就等着正式签字了。其时咱们决议在举行签字仪式的一起，举行德国研讨中心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以便扩展咱们的学术影响。
所以，在预备协议文件的一起，咱们还有必要一起预备一次巨大上的学术研讨会，约请德国和国内重量级的学者。这段时刻，因为作业条理多，压力很大，我健康方面也出了些问题，这是我预备德国研讨中心以来最为困难的一段时刻。
好在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DAAD秘书长以及柏林自在大学和洪堡大校园长2005年9月来到北大，举行了盛大的签字仪式，并参加了咱们的大型世界研讨会。
北京大学与德国学术沟通中心（DAAD）协作签字仪式
08
结语
北京大学德国研讨中心从1999年的一个主意，总算在2005年变成实际了。我松了口气！
在此之前的五、六年中，我投入了许多的时刻和阅历，作业常常不分昼夜，跑遍校园各有关部门，找遍了各位主管的副校长，并且频频收支德国，常常就为了一个会议，到德国就开会，会后当即返程，其间辛苦缺乏与外人道也。
有人说，我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作业。此说虽有点夸大，但也不无道理。在功德圆满之日，按说我能够轻松一下了。但我只敢“松口气”，一点点不敢松劲。我深深地知道，要树立一个在国内国外可谓一流的德国研讨中心，这仅仅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本文获授权转自“博士生培育”微信大众号，原题为《陈洪捷 | 北京大学德国研讨中心创立记略》，作者为北京大学我国博士教育研讨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谈论》主编 陈洪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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